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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明朝的军队从建国到灭亡战斗力一直很强？
“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出自《后汉书》中的经典名句，在今人看来似乎同样适用于大明。
不论是横扫倭寇的戚家军、金戈铁马的辽东铁骑还是横行四海鲜有败绩的大明水师。无不向世人展示着即便是朝纲大乱、刀兵四起的明朝末年，明军的战力仍是足以称雄一方的存在。其中原因青史君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军队人数优势
“卫所制”作为有明一朝一直贯彻实行的军事制度，在战争中为明军提供了大量的有生力量。
与以往朝代从百姓中征召士卒不同，朱元璋开创了这样一种半民半军的职业军人制度。各地郡县均下设一定数量卫、所，下属一定数量军户，世袭罔替。国家为其供给一定数量土地并免除杂役，使其能够专心守备训练，一有战事，则立即从军而动，投入战斗。
正是在这种军事制度的保障下，明朝自始至终都能保持一只数量可观且素质过硬的职业军队，在对外作战中往往胜多败少。
当然，其后由于军官***侵占田地，军户逃亡严重，明军在后期也不得以***用了募兵制。但不能否认的是，卫所制对明朝的作用是绝不可忽视的。
二、装备科技领先
与满清不同，明朝君臣从上至下都不可谓不开明。对于当时国外先进科技大多抱有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积极研究仿制，并大力改进，使明朝军队装备大大领先于周围国家与势力。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红衣大炮”。红衣即“红夷”，所指的便是当时最早开辟了新航路的荷兰、葡萄牙等国。其当时依仗先进的***火炮可谓横行世界，鲜有敌手。后明军通过缴获与交易大量获得先进火炮，并用于对外战争，炸的后金***几十年难以跨越山海关半步。
关宁铁骑同样以西式火***进而来的三眼火铳为重要武器，兼有火器与钝器的双重属性，在对日本与蒙金作战中十分抢眼。
三、情报来源准确
战争中，除了军队与装备，情报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与其他外族一味冲杀相比，明军的情报来源则更为广泛和准确。
作为当时明军内部的一只特种部队，“夜不收”人数并不算多，但其侦察敌情，从事间谍活动的本事确是一流。夜不收主要从明朝军户与边境少数民族或降军中挑选人选，平时负责巡逻放哨，战时则往往游弋与敌军附近，抓捕落单军士，逼问情报，往往能将敌人动态尽可能掌握在手。
同样的，作为明朝重要的情报组织，锦衣卫在明朝后期也扮演着重要的搜集情报的角色。不论是对日，还是对蒙古和满清的战争中，均活跃着大量锦衣卫的情报人员。
结语
正是在这样多重优势的共同作用下，明军在很长时间里均是一只横行天下的百战雄兵。但即使如此仍不能挽回明朝败亡的命运，不禁令人感慨。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
--《清.赵翼.论诗五首》
这句诗不光是说人，也适用于明朝军队，除了大明水师三百年未尝一败，卫所和九边之军也表现了惊人的战斗力。
开国初期的军队自不必说，扫灭张士诚、陈友谅，然后北伐消灭蒙元，明朝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和唯一一个从南到北统一中国的朝代。到永乐时期，卫所制度发展到极盛，三大营的精锐程度少有军队可比，他利用这支军队北征蒙古，南伐安南，永乐一朝的文治武功在历史上都可以说是冠绝一时。
历仁宣，到正统年间，军队逐渐腐化，战斗力急剧下降，最终酿成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九边震惊，京师再无险可守。以至于几乎主和南迁一派占据上风，最终在于谦“言南迁者，可斩”的雷霆之声中局势才得以确定死战的基调。
在于谦的主导下，明朝军队迅速向京师集结，二十二万二线部队北京城下大败瓦剌，再一次捍卫了大明军队的尊严。
成化时，派名将王越平定大藤峡之乱，并最终在一些朝臣的建议下陆续对建州三卫用兵，也就是俗称的成化犁庭。赵辅《平夷录》也记载了当时一些战绩：
强壮就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火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猪其宅，杜其穴而空其巢，旬日之内，虏境以之萧条。
焚烧村寨，捣荡屯落，遇青壮而杀，逢老幼而俘。
至于正德，其本身就尚武，甚至自封自己为大将军，和蒙古小王子一战大胜，所谓应州大捷。
嘉隆万时期，史上最强内阁首辅徐阶、高拱、张居正依次出场，使得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得以一展抱负，以至于南倭北虏一时肃清，更取得了万历三大征的辉煌战绩。万历皇帝更是在抗日援朝之战胜利后下令于京师九门外下令处斩战俘，并宣读了《平倭诏》，其中最著名的两句到今天读来依旧令人震撼：“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这分明是明朝版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三大征，除了水师有所表现，崇祯八年料罗湾一战大败西方霸主荷兰，卫所军队表现平平。以至于到了明末，众多边将开始练军抵抗内部的农民军和北方的清军，战斗力最强的有孙承宗、袁崇焕、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卢象升的天雄军、秦良玉的白杆兵，他们内消灭农民军，外抵抗满清八旗，支撑了明末最后几十年的军事行动。
所以翻开明朝三百年军事史，开国时期的徐达、常遇春、蓝玉；永乐时期的永乐皇帝、张辅；正统景泰时期的于谦、成化时期的王越、正德时期的尚武之风、嘉隆万时期的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再到明末的熊廷弼、孙承宗、孙传庭、曹文诏、卢象升、杨肆昌、洪承畴。也就不难发现：三百年间名将辈出，天幸得人，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他们的存在和明朝三百年军力强盛不无关系，总是有人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扫平内忧外患，保大明三百年国泰民安。
人（将领）是一切的根源，因为他们能影响一个时代，重视军事科技和锦衣卫等情报机构只能是军队战斗力的一个***。
别单独看那几只部队，看总体，那是一代不如一代。
明朝卫所制度从永乐年间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因为种种弊病走上了下坡路。
卫所制度的第一个弊病，就是军户农民性质多过军人性质，战斗力完全得不到保障。按朱元璋的设计，军户主要工作是种地，所谓“二分守城，八分屯种”，真正军事训练的时间很有限。而明朝自永乐之后，内地长期承平，没有战事，军户基本上一年到头都在种地，几乎没有啥军事训练，到了嘉靖年间，倭寇肆虐东南沿海的时候，东南地区的卫所兵简直不堪一击。
卫所制的第二个弊病，就是军户地位低下，按明朝制度，一旦成为军户，就要世世代代在卫所当军户。而卫所军官的世袭制，又使他们在卫所里成了实际上的“土皇帝”，对军户们可以任意役使，任意支配，军户除了能留一点糊口的收成外，其余全部归军官所有，仅在明英宗时期，“逃故军士一百二十万有奇。”几乎占了明军总兵力的一半。军户地位如此低下，境遇如此悲惨，想指望他们上阵奋勇杀敌。
卫所制的第三个弊病，就是军官世袭制，导致军官能力普遍低下。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是靠世袭得来的官职。戚继光是世袭了他爸的登州卫指挥使官职，而俞大猷则是世袭了他爸的百户官职。但是，明朝庞大的卫所军官群体中，像戚继光、俞大猷这样的人才简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没啥才能，全靠拼爹当上军官的混子。
这样，明朝只得走上了募兵的老路。戚继光正是完全抛弃了卫所制度，通过招募浙西矿工和农民才组成了战斗力较强的戚家军。而在北方，辽东总兵李成梁也是丢开了卫所制度，招募弓马娴熟的蒙古勇士做自己的家丁，从而组成了战斗力较强的三千辽东铁骑，对保卫明朝辽东地区的安全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募兵就要发军饷，卫所制的兵不用发钱，明英宗时，每年发放的边军饷银才不过几万两，到了明武宗加到了47万两，到了嘉靖前期，猛增到270万两，而到了嘉靖晚期，已经暴增到了595万两，到了万历中期，再猛增到936万两。到了万历末期，由于建州女真兴起，辽东战事爆发，军费更是呈失控状态，明朝不得在已经很重的田赋基础上再加征“辽饷”，结果，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明朝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再加征“剿饷”和“练饷”，以应付越来越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三饷”的沉重负担，又使更多的农民投入到了造反者的行列。
所以部队强不强，跟将有关系，跟制度也很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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